山路上的种花人

县城中学的下课铃像一根绷紧的弦,突然弹开，弹出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，我站在校门口，在攒动的人潮里，一眼就认出了他——我的小学老师，周老师，二十年了，他还是那副模样，清瘦，微驼，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只是头发全白了，像落了一层终年不化的霜。

他正踮着脚,在人群里张望，手里提着一个陈旧的蛇皮袋，鼓鼓囊囊的，我心里一热，几步迎上去，喊了声：“周老师！”

他转过头,眯缝着眼，认了半晌，才绽开一个皱巴巴的笑：“是你啊，小石头。”他伸出粗糙的手，拍了拍我的肩，“长大了，老师都认不出了。”

他的手掌像一片老树皮,带着山野的凉意，那凉意顺着我的肩膀，一直漫到心里去，二十年前的记忆，便山洪一般涌来。

我的小学,叫“云顶小学”，坐落在云顶山的半山腰上，那是一个被群山环抱、云雾缠绕的学校，只有一间破旧的教室，一个老师，二十几个拖着鼻涕的孩子，周老师就是那个唯一的老师，教我们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美术，还有体育——就是在教室前的泥巴地上跑圈。

那时候,上学是一件苦事，天不亮就要起床，走十几里的山路，翻过两道梁，蹚过一条小河，夏天还好，到了冬天，山路结了冰，像一条条滑溜溜的蛇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脚冻得像猫咬，常常有孩子走着走着就哭了。

周老师总是在半道上等我们,他提着马灯，站在那条结冰的河边，一个一个地把我们背过去，他的背很瘦，骨头硌得人发慌，却很稳，他一边背，一边轻声说：“莫哭，莫哭，到了学校就好了。”那声音，混着马灯昏黄的光，像一帖膏药，暖暖地贴在心上。

教室里的冬天更冷,窗户上没有玻璃，糊着几层旧报纸，风一吹，哗哗地响，像一面破鼓，周老师便在教室里生起一个铁炉子，让离家最远的几个孩子坐在最前面，他自己呢，常常是一边给我们上课，一边走到炉子边，添一根柴，用嘴吹气，把炉火烧得旺旺的，有时，一缕烟呛得他直咳嗽，咳得脸通红，像炉膛里的炭。

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冷的早晨,我的铅笔冻得写不出字来，我急得要哭，周老师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放在他怀里焐，他的手很大，很暖，像两只小火炉，暖流从他的手掌传到我的手背，又从手背传到心里，最后化成一股力量，让我握紧了笔，一笔一画地写下了“春天”两个字。

那时候,辍学是常事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家里一忙，或者一穷，就不让念书了，周老师便一家一家地去家访，他走得更早，回来得更晚，常常是踏着月色，披着一身星光，有一次，他去劝一个叫阿花的女生回校，阿花的父亲是个倔脾气，把锄头往地上一杵：“念书能当饭吃？不如跟我下地干活！”

周老师也不恼,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，指着上面的字说：“让学生娃念书，将来能走出这大山，能坐办公室，能挣钱养活你们全家。”他说得恳切，眼眶红红的，仿佛那学生是他的亲闺女，阿花的父亲终于还是心软了，第二天，阿花又背着那个旧书包，怯怯地走进了教室。

就这样,二十个春秋，周老师在大山里迎来送往，学生一个个走出大山，有的当了医生，有的做了工程师，有的像我一样，回到县城教书，而周老师，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云顶山，他像那山崖上的一棵老松，根深深地扎在贫瘠的土壤里，为一代代山里娃，撑起了一片没有风雨的天空。

“周老师，您这次来县城，是有什么事吗？”我收回思绪，问道。

他笑着指了指蛇皮袋：“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来看看考场，有两个学生今年考高中，我得给他们打打气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，“顺便把这个给他们带来。”他打开袋子，是几本崭新的参考书，用牛皮纸包得整整齐齐，上面用钢笔写了字。

我心头一震,二十年了，他教过的学生中，有多少个这样的“两个”，在关键的考场上，收到过他从这几十里外的深山里，一路颠簸、风尘仆仆送来的书呢？

“老师，您教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歇歇了，山里条件那么苦……”我说。

他摆摆手,笑了，那笑，像一朵开在山野里的野菊花，朴素而灿烂：“苦啥呢？看着这些娃娃一个个走出去，我心里甜着呢，再说，我的根在那里，我走了，那些娃娃怎么办？”

他抬起头,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，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，有欣慰，也有几丝不易察觉的眺望，他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小石头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曾经教你们唱过一首儿歌。”

不等我回答,他便自顾自地，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，轻轻地哼唱起来：

“小呀么小儿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……”

那歌声不高,甚至有些跑调，却像一阵风，吹过了我心底的湖面，漾开一圈圈涟漪，我仿佛看见，一个清瘦的身影，提着马灯，走在蜿蜒的山路上，身后跟着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，像一串小小的省略号，点开了大山的未来。

周老师还是走了,他谢绝了我留他吃饭的好意，说回山的班车不等人，他佝偻着背，提着那个蛇皮袋，慢慢地消失在人流之中，像一滴水，融入了大海。

看着他的背影,我忽然觉得，他其实并没有走远，他就站在那些青山之巅，站在那些孩子的求学路上，一站就是二十年，他用自己的一生，做着一件最朴素也最伟大的事——种花，他在山路旁种下了一丛丛希望之花，然后看着那些花儿，一朵朵地，开在了更广阔的天地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