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我七岁,元宵节前夜，爹带我去镇上买花灯，长街如昼，千万盏灯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像一条发光的河，爹把我举过肩头，说：“看，那盏走马灯，画着西天取经呢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只看见层层叠叠的人影，买完灯回家，经过村口那座年久失修的土地庙，爹忽然停下脚步。
“那儿有盏灯。”他说。
我攥紧他的衣角：“没有啊，爹。”
可爹执意说看见了,一盏很亮很亮的灯，在庙里一闪一闪，像是等了他很久，他让我在原地等，自己端着新买的兔子灯走了过去，那晚风很大，吹得庙门“吱呀”作响，兔子灯的光晕越来越小，噗”地一下，被黑暗吞没了。
爹没有回来。
母亲带着我找了一夜,又报了警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爹像一滴水落进沙漠，杳无音讯，村里人都说，他被“鬼打墙”迷了心窍，只有我知道，爹不是那种会无故消失的人，他走失时兜里只有三块钱，连那盏兔子灯也没带走，依旧挂在家里的梁上，每年元宵，母亲总要取下来擦一遍。
这一擦,就是二十五年。
去年冬天,姑姑在邻县的一个小镇上采风，路过一条老街，看见一个收废品的老人蹲在路边吃馒头，那眉眼，那佝偻的背，像极了照片上的爹，姑姑上前试探着叫了一声：“三哥？”
老人抬起头,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茫然，很快又低下去，继续啃馒头，姑姑不甘心，从手机里翻出老照片：“三哥，你看，这是不是你家？这是不是你的兔子灯？”
老人盯着照片,嘴唇哆嗦起来，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摸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停在母亲年轻时的脸上，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呜咽。
姑姑连夜赶回,带着我们驱车四个小时赶往那个小镇，一路上，母亲攥着我的手，手心全是汗，她说：“要是认错了，你别失望。”又说：“要是他真不认得我们了，咱们就带他回家，慢慢治。”
可到了那里,我们只看见一条空荡荡的街，姑姑四处打听，才知道老人两天前被一辆路过的面包车接走了，说是往县城方向去，我们沿着公路一路找，见人就问，始终没有消息。
就在我们要放弃的时候,一个卖烤红薯的大爷说：“收破烂的那个？他每天傍晚都去城西的福利院，给孩子们送旧书。”
我们赶到福利院时,天已经擦黑了，远远地，我看见一个老人推着三轮车，后座上捆着几摞旧书，正吃力地往坡上走，暮色像水一样漫过来，他的身影在光里微微晃动，像一盏风中的灯。
母亲先认出了他：“是他，是他，走路先迈左脚，身子往右倾，跟年轻时候一样。”
我们冲下车,老人听见脚步声，回过头来，那一瞬间，时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发出巨大的回响。
我看着他,他看着我，皱纹、白发、浑浊的眼睛，这些年的风霜都刻在他脸上了，可我还是一下子认出了他——认出了他鼻梁上的那颗小痣，认出了他笑时左边嘴角先翘起来的弧度，认出了他眼睛深处那一点点似曾相识的光。
他张了张嘴,想说句什么，最终只是发出一声叹息般的声音，母亲已经扑过去，抓住他的手，泣不成声：“他爹，他爹……你还认得我吗？”
老人浑身颤抖起来,二十五年前那个端灯远去的父亲，和眼前这个佝偻的老人，在暮色里慢慢重合，他抬起手，犹豫地、轻轻地摸了摸母亲花白的头发，像是怕碰碎一个梦。
“灯。”他说，“那盏灯……一直没找到回家的路。”
我的眼泪“哗”地就下来了。
原来当年,爹真的在土地庙里看见了一盏灯，他被那光引着，越走越远，等回过神来，已经找不到回家的方向，他没有钱，没有联系方式，头脑又愈发混乱，只能一路流浪，一路捡些废品换口饭吃，这些年，他无数次想起那盏兔子灯，想起我们，却总也记不清回家的路，他说，他活着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再看见那盏灯。
“回家。”我抱住他，说，“爹，我们回家。”
那天晚上,我们一家三口抱在一起，在异乡的街头，哭得像三个孩子，父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像个走失多年终于找到家门的老小孩，母亲哭得说不出话，只是死死抓着他的手，仿佛一松开，他又会消失在那片温柔的、无边的黑暗里。
回到家,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取下梁上的兔子灯，灯已经旧了，纸面发黄，竹篾有些松动，父亲双手捧起它，像捧着一件圣物，久久不肯放下。
“看看，它还在。”母亲轻声说。
父亲点点头,眼泪又流下来：“在呢，一直都在。”
正月十五那天,我们重新糊好灯，插上新蜡烛，父亲亲手点燃，昏黄的光透出来，映着一张张哭过又笑了的脸，他把灯挂在门口，说：“这样，就再也不会走丢了。”
灯很亮,它照亮了家门，照亮了归路，也照亮了二十五年漫长的分别。
而我终于明白,所谓亲人，就是那些在黑暗中为你点灯的人，即使有一盏暂时迷了路，只要家里的灯还亮着，总有一天，他会找到回家的方向。
版权声明
本文系作者授权念乡人发表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