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盏叫做可能的灯

山里的夜,是往下沉的，没有霓虹，没有车灯，连星光都隔着几层薄薄的云，林启明打着手电，一步一步从山脚的学校走向半山腰的家，这束光在山路上摇晃，像是墨色大海里，唯一还醒着的渔火。

他来这里已经十二年了,第一个晚上，他站在漏风的宿舍里发誓：待一年就走，城市里那些没读完的书、没赴完的约、没回的消息，都在等着他，可是第二天清晨，当他推开教室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十来个孩子齐齐站起来，用最大的声音喊“老师好”的时候，他忽然觉得，一年太短。

山里的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安静,他们不吵闹，不抢话，课堂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像是干渴的泥土等着雨水，有个女孩叫阿禾，个头最小，坐在第一排，每次林启明讲到山外的世界，她的眼睛就亮一下，那种亮，不是电灯的光，是蜡烛点着时，最靠近芯子的那一点。

林启明教语文,也教数学，偶尔兼任体育和音乐，他把所有课程揉在一起，像山里人家蒸红薯，简单，却非得蒸透不可，语文课本上有一课《在山的那边》，他让每个孩子写“山的那边是什么”，有写“外婆家的”，有写“更大的山”的，只有阿禾写的是：“山的那边，可能是火车。”

后来他才知道,阿禾每天上学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，天没亮就出发，鞋底磨得很薄，脚后跟有裂开的血口子，她没有早餐，唯一的午饭是几块冷掉的煮土豆，可她的作业本永远最干净，像是那上面也要开出花来。

有一年冬天,雪下得很大，林启明以为不会有孩子来上课了，可到了时间，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门推开，七八个小脑袋探进来，眉毛上都是霜，他们走了一个小时，翻过两道梁，就是为了不落下“那个字今天要听写”，那一刻，林启明把孩子们让进教室，背过身去，赶紧擦了擦眼睛。

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委屈,母亲生病住院，他赶回去三天，到家时母亲已经出了手术室，妻子打来电话，说女儿的家长会永远只有妈妈参加，他心里有愧，却没法说，他把这些愧疚折起来，夹在教案本里，像夹着一片秋天的落叶——风一吹，就轻轻响。

时间在山里过得很慢,校舍翻新了，是林启明跑了十几个单位、磨破两双鞋嘴皮子说干才有的，操场铺了水泥，篮球架换了新的，有个深圳的企业家来捐书，看到他在黑板上写的板书，愣了半天，问：“您这字，市里的老师也比不上吧？”

林启明笑了笑,没说话，他心里知道，这字是写了十二年的，写坏的粉笔，可以填满一口井；磨秃的钢笔，可以堆满一个抽屉，他教过的孩子，有的考上了县里的中学，有的考上了大学，还有一个，毕业那天跑回来，抱着他哭，说：“林老师，这世上除了您，没人觉得我能行。”

那年冬天,林启明要给孩子们上一堂作文课，题目是《我想成为怎样的人》，他问孩子们：“你们觉得老师是哪样的人？”
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：是好人，是有知识的人，是每天来得最早的人。

阿禾站起来,小声说：“老师是……把夜路走亮的人。”

教室里安静下来,林启明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捏着粉笔，一时间什么都说不出来，窗外，暮色正从山头漫下来，把整座山吞了进去，可是在阿禾的心里，那条走了六年的山路上，有一束光是照着一段的，那束光的起点，就是这间小小的教室。

林启明已经记不太清自己到底为什么留下来了,或许是为了阿禾的那句话，或许只是为了第二天早上，还能听见那一声声“老师好”，那些声音从山路上来，从晨雾里来，从泥地里来，带着露水、泥土和早饭的干粮味儿，热乎乎地撞在心上。

在这个什么都讲究“性价比”的年代，没有人会计算一个支边教师的“投入产出比”，林启明自己也不去算，他只知道，山里的每一个孩子，都是一个没有打开的“可能”，而他，愿意做那个第一个掀开盖子的人。

那天晚上,林启明照例打着手电回家，走到半山腰，他忽然站住了，回头看了看山脚下的学校，那是全镇最低的一片瓦，在夜色里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。

他打开手电,往那个方向照了照，很远，很轻，可是光线还是穿过了夜，落在了山路上。

像是给那个方向点了一个小小的句号,又像是一盏灯，继续照着。

第二天,山里起了雾，林启明推开教室的门，孩子们的读书声已经响起来了，那些声音穿过窗子，越过山坡，跌进山谷，又被风托起来，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

而山那边,有人在等待。

这盏叫做“可能”的灯，还在亮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