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的江南,雨丝像扯不断的线，密密匝匝地落在青石板上，老周站在巷口，手里的伞微微倾斜着，伞面上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水，巷子尽头，老陈家的院门半掩着，门缝里漏出一线暖光。
这条巷子,他们走了四十年，四十年前，老周和老陈还是穿一条裤子的发小，一起在巷口的槐树下掏鸟窝，一起在雨后的水洼里放纸船，后来，祖宅翻建，两家的院墙紧挨着，一道不到一尺的间距，成了横亘在两家人之间的鸿沟。
“你家屋檐的水，全滴到我墙根了。”老周说。
“你家墙根潮了，苍蝇又不往那边飞。”老陈回。
鸡毛蒜皮,日积月累，竟成心结，再后来，因为一棵枇杷树的枝桠伸过了界，两家人彻底翻了脸，老周说那树的根在自己院子里，枝桠自然也是自己的；老陈说树长在你那里，但枝子遮了我家的光，吵到最凶的时候，老周抡起斧子要砍树，老陈挡在树前：“你敢动一根枝子，我跟你没完。”
这一闹,就是十二年，十二年间，巷子里的邻居都搬走了好几茬，只有老周和老陈还守着这两座老宅，孩子们也劝过，可两个老人就像两头倔强的老牛，谁也不肯先低头，逢年过节，别人家欢声笑语，这条巷子却冷冷清清。
转机出现在去年的秋天,老周夜里起来上厕所，摔了一跤，髋骨骨折，救护车开不进狭窄的巷子，是邻居们用门板把他抬出去的，抬人的队伍里，没有老陈。
“陈叔那晚其实出来了，”后来有邻居跟老周的儿子说，“站在门口看了半天，又进去了。”
老周在医院躺了三个月,出院那天，儿子推着他经过巷口，他看见那棵枇杷树已经结果了，黄澄澄的果子垂在墙边，老陈家的院门依旧半掩着，但门口放着一把竹椅，像是刚搬出来的。
“爸，”儿子轻声说，“陈叔让我带给你的枇杷，说这树结的果子，还是你当年嫁接的品种。”
老周没有说话,只是盯着那把竹椅看了很久。
开春后,社区的人民调解员上门走访，说想帮他们把多年的纠纷了结，老周第一次没有拒绝，调解室里，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，中间隔着茶几，茶几上摆着两份调解协议，调解员说来说去，无非是屋檐滴水的问题、枇杷树的范围、墙根的修缮费用。
老周一直低着头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，老陈也不说话，只是偶尔咳嗽两声。
“”老周突然开口，声音有些哑，“那棵树，是我十八岁那年，从你爷爷坟头旁边挖来的小苗。”
老陈愣了一下,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：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没想到它长这么大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
沉默了很久,老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几粒枇杷核。“去年秋天收的，一直留着，我想着，要是……要是再种一棵，种在两家界墙的正中间，遮阳不遮阳的，总归是棵好树。”
老周接过那几粒核,在掌心里搓了搓，核是光滑的，带着植物特有的温润。
“协议我签。”老周说。
“我也签。”老陈说。
调解室里响起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,像春天的雨落在新翻的泥土上。
签完字,老周站起来，走到老陈面前，伸出了手，老陈犹豫了一下，也伸出了手，两只粗糙的、布满老年斑的手握在一起，谁也没有松开。
“晚上来我家吃饭，”老陈说，“我焖了红烧肉，你最爱吃的那种。”
“我再带瓶酒。”老周说。
走出调解室,外面晴了，阳光明晃晃地洒下来，巷子里的青石板路被照得发亮，墙角的苔藓绿得逼人，老周和老陈并肩走着，影子在身后拉长，又叠在一起。
那棵枇杷树还在,枝桠依旧伸过矮墙，但这一次，没有人再说什么，树影婆娑，筛下细碎的光斑，落在两人之间那一尺宽的过道上，像是铺了一条金色的路。
他们走了四十年,终于走回了这条小巷，这一次，脚步是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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